2011年4月，在離第八届中国纪录片交流周(The 8th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 China)开幕不到一个月的日期里，我宣布了取消这屆影展的消息。同時，我也退出了主持將近五年，位於北京宋莊的一個獨立電影機構。對我而言，這是內外交困的獨立電影形勢的一個反映。政府當然一向不喜歡獨立電影。我創立的這個獨立紀錄片電影節在過去幾乎從來沒有順利舉辦過。但是在這一年，我並沒有獲得準確的消息政府該如何處理這個影展。也許他們認為我不會讓步，所以只是通過了影展的贊助人等施加了大量的壓力，迫使我們宣佈停止。
同時，我也感受到來自內部和周圍的各種壓力。這樣的一個機構在中國處於“非法”境地，不能完全公開的合法運營，內部結構也不健全，一些贊助人是因為私人關係而支持這個機構，而另外一些人懷有社會理想。久而之，各種矛盾顯現。
雖然表面上越來越多的人在關心中國的獨立電影，外部的評價似乎在上升，事實上中國的獨立電影總體上依然處於迷茫的狀態。把中國的獨立電影的創作現狀理想化是一個不明智的行為。事實上，可能現實要比我們所看到的要糟糕。
2000年開始，電影數字技術的變化以及互联网信息的发展而帶來的創作便利促進了中國獨立製作的活躍，並出現了不少有價值的作品。但是這個持續了大概十年之久的創作活躍期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並沒有特別豐厚的成果──如果說我們對結果有什麼期待的话。特別在最近兩年，獨立電影界出现了另一種萎靡的氣象──投機、犬儒和功利的包圍，各種危險并存。
在中國，主要存在三種不同意義上的電影：中共和政府宣傳主導的主旋律電影；商業導向的主流電影；沒有履行審查程序的獨立電影。但是獨立電影只是一個粗略的定義，事實上這個定義之下的影片也是形形色色。獨立電影事實上的定義和人們的期待之間有一定的距離。首先當然沒有必要將獨立電影完全理想化。
前些年，中國當代藝術的商業成功，似乎給某些從事獨立電影的人提供了一個借鑑。一些從事獨立電影或者可能是從事當代藝術的人，希望複製當代藝術曾經使用過的方式來推動獨立電影的“運動”。在我以前主持的栗憲庭電影機構，經常能看到周圍有人在建議采用當代藝術的方式來促進獨立電影。在著名的798藝術區，一個叫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的機構在獨立電影電影放在比較重要的位置上，他們在宣傳方面也做的比較出色。另外學院方面也有部分人想用一種相對容忍態度來對待獨立電影。比如北京電影學院的一些教師如崔衛平、張獻民等能在學院裡面放映一些獨立電影活著舉辦沙龍，他們同時能在外面主持放映或者做一些點評。其他如在上海的同濟大學還舉辦了一些影展和討論。於是出現了兩者的接軌。目前能收到的發出的聲音更多的來自這兩個方面。一個有著之前的資源的積累；另外一個有著強大的體制的支撐。雖然這兩個方面對創作的影響還相對不是這麼直接，但是在傳播和營造社會印象方面的力量還是比較強大。
國內最近兩三年出現了越來越多的獨立影展和放映，一方面說明對獨立電影有所瞭解的人群在增加。另一方面，這些活動多數也基本無人和創新。首先是自我審查嚴重。組織者幾乎都是實用主義而非理想主義者。組織者首先都把敏感的作品排除出去，而放映一些貌似反映社會實質上可以被政府容忍的影片，比如在南京的中國影像展(China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和上海的海上影展。這些年有一些通過審查的紀錄片在中國的傳播比較大，跟這種情況也比較有關。去年到今年在中國大陸被傳播很廣的一些紀錄片，比如《在一起》、《歸途列車》和《活著》等，都是通過了電影審查的影片。其中的部分還有電視台參與製作的背景。
八十年末期到2000左右中國最早的地下電影導演群被西方電影研究者稱之為第六代導演，包括張元、王小帥、婁燁、賈樟柯等。目前在中國已經不存在所謂的第六代，他們中的多數已經基本歸順體制，或者失去了創作能力。經常有人呼喚類似電影分級的舉動，或者跟電影審查做一定的抗爭，最終還是處於跟體制玩遊戲的範疇。第六代的部分人還有一定的創作，也是一種個別現象。 第六代之後，獨立電影是一個魚龍混雜的領域。基本沒有了標誌性人物；國際認知平面化而分裂；本身圈內背景和動機不一。第六代的壽命是短暫的，而2000年後的狀態也不持久。
一些尖銳而優秀的電影在中國無法獲得傳播，比如類似《克拉瑪依》這樣的作品。艾未未工作室的紀錄片，主要是依靠互聯網和以及免費發送dvd的方式獲得反響；而國內的影展和放映罕有關注，在學院和獨立電影圈內很罕有討論。當然這也可能跟其選擇有關──《老妈蹄花》最早就是因為放到網絡上而被競相傳播的。一些相對電影邊緣的作者，如艾曉明，因為拍攝的多是敏感事件和敏感人物，她的作品也難得有放映。令一方面，許多影展以獲得官方許可、學院合作為榮。多年以前中國電影協會得一個雜誌《電影藝術》的負責人想辦一個影展，兼放一些獨立影片，我當時還給過一些意見。現在這個影展已經基本跟官方的會議沒有區別，在活動中，各種官員出席講話，所有影片必須經過審查 。
目前唯一的希望在部分創作者在可能的情況下的盡力堅持。但是堅持本身並不有完全的意義。沒有創作能力的結果，最終都是不樂觀的。在本身思想資源、電影能力、內部環境都如此糟糕的情況下，是否還可能有出路，我都一直懷疑。我最後認為，真正的希望，就是真正的獨立電影人離開這個圈子並承擔起自我的責任，才會有意絲微弱的可能。
（朱日坤）